对我国投资增长与投资率的分析

2006年以来，我国的经济表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上半年的GDP比上年同期增长达到10.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分别比上年同期高了0.9和4.4个百分点，于是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特别是投资是否“过热”以及投资率是否“过高”的争论再次兴起。国家在第三季度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虽然投资的增速有所下降，8月份比上年增长21.5%，1~8月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到29.1%，但不能排除有些地区因国家调控而少报数据，因为从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第三季度全国企业景气指数看，第三季度为136.7，与第二季度持平，比上年同期提高4.7个百分点。加上经济和投资发展的惯性作用，预计下半年GDP和投资仍然会保持较快增长，全年的GDP增长在10.7%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27%以上。

一投资增长较快的原因

1.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促进了投资增长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从多方面决定了我国投资在“十一五”期间仍将较快增长，并导致投资率不断上升。

（1）党的十六大所确定的“翻两番”目标、各地制定的宏伟发展规划、人民快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都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社会生产及服务能力的扩大，这些都是靠投资而不是靠消费和出口来实现。

（2）投资同时承担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任务。在“十一五”时期为贯彻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装备工业，加强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方针，必然要淘汰大量的生产技术落后，高耗能（水、材）、高污染、高事故的生产设备和企业。因此，投资一方面要承担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职能，投入新的设备和建设新企业来补充淘汰设备和企业所减少的生产能力，如我国近两年要关闭1万多家小煤矿，按平均每个煤矿产煤4万吨计算，要减少4亿吨以上的产量，这些产量必须由投资形成的新生产能力予以填补。另一方面投资要为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服务。两方面的需求必然加大对投资的需求。

（3）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很大。今后几年不但要为每年新增的1000多万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还要为国有企业改制和企业技术改造所淘汰的下岗职工、实现城镇化进城的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岗位要增加新的生产设施和单位，而这要靠投资来提供，如果投资增长速度放慢，就业问题将更加严重。

（4）为了建设新农村和提高人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需要比以往增加更多的投资用于相应的硬件建设。

（5）无论是开发西部、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发展环渤海经济带、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还是城镇化建设，都得靠加大投资去实现。

（6）近几年国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特别是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36条”）扩大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领域，使民营经济的投资获得快速增长。2006年1~8月，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投资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49.7%、55.7%和112.2%，均大幅高于全社会的平均增长。

2. 2005年6月以来的信贷政策保证了投资快速增长

2005年5月的统计数据公布之后，关于经济可能出现紧缩的观点占了上风，中国人民银行从6月份开始改变了2004年4月之后执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使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一些经济指标在下半年回升。2006年前3个月实现的贷款增加量占到全年计划的50%以上，1~8月则达到100%。

3.企业效益不断提高必然加大投资

近几年我国企业的效益明显好转，企业盈利增长很快，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下同）实现利润14362亿元，比2004年增长22.6%；2006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132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1%。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84.96，比上年同期提高16.33点。与此同时，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也不断增加，到2006年8月底达到11.09万亿元。企业有了钱，不可能全部分给职工，考虑到市场竞争的激烈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必定要投资进行技术改造或扩大生产规模。

4.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较快

从2006年前8个月城镇投资的行业统计看，投资快速增长的行业和地区基本是国家鼓励加快发展的行业和地区。从行业看：国家重点支持的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38.2%，其中林业增长48.5%；铁路运输业增长129.1%；国家要求重点改造和振兴的各类装备业的投资都快速增长，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通信和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等制造业分别增长64.6%、42.6%、35.9%、59.3%、44.4%、36.5%，为循环经济服务的废弃资源和材料回收加工业增长达到91.6%；国家限制发展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主要是钢铁和铁合金）下降1.4%。从地区看：需要大开发的西部地区投资增长31.8%，需要崛起的中部地区增长38.6%，需要振兴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分别增长37.9%、49.9%和29.7%，需要重点发展的海峡西岸福建增长35.5%。上述行业和地区的投资快速增长，有利于我国产业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我国投资是否“过热”

判断投资是否“过热”要有标准，否则难以下结论。我们认为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加以判断。

1.从总体上看投资增长是否引起投资要素和居民消费品的供应紧缺

投资要素包括资金、物资和建设队伍，居民消费品的供应是否紧张主要看物价指数和消费品的供应情况。

资金：从我国金融系统账面上看，2006年以来，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在30万亿元以上，各项贷款余额在20万亿元以上，存大于贷一直在10万亿元以上，扣除准备金、国债和其他科目的占款5万亿元左右，仍然还有5万多亿元左右空闲，如果再加上金融机构超过1万亿元的资本金，则空闲资金达到6万亿元以上，另外还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说支持我国投资发展的财力是充足的。实际上，如何把我国的储蓄有效使用已成为一个难题。

物资：经过近几年的加快建设，我国各类物资的生产能力在近几年都获得了快速增长，主要投资品处于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状态；能源、交通、邮电、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为投资保持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2006年的投资增长虽然快于上年，却没有出现前几年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

建设队伍：我国有4000多万从事投资建设的各类人员，并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近几年虽然投资总量有很大的增长，但建筑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仍然还有许多建设队伍吃不饱，甚至没活干。

可以说，投资没有造成人、财、物的供应紧张，各投资要素都能够保证我国今后几年的投资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物价指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月上涨1.3%，1~8月累计上涨1.2%；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2.2%。

消费品供应：商务部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大型流通企业和有关行业协会及专家对600种主要消费品2006年上半年市场供求趋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70种，占28.3%；供过于求的商品430种，占71.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与2005年下半年相比，基本持平。这是我国2006年以来物价基本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从居民日常生活的感受看，除了住房和大城市交通拥挤，其他的消费基本得到满足。

从物价指数和商品供求关系上看，投资较快增长没有对居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投资没有挤消费。

2.看目前建设的项目对未来市场的冲击情况

即看目前的投资是否会使未来的市场发生较为严重的供大于求。这需要在对未来的需求和供给预测的基础上进行判断。由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目前的预测技术水平不能完成准确地预测未来，只能根据经验进行判断。

前面所列投资增长较快的行业都是需要快速发展，也是国家鼓励快速发展的行业，有利于我国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预计不会对未来的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

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钢铁等行业的发展，在国家的有关政策指引下，即使淘汰落后的生产力，也不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钢铁等产品生产能力大量积压的现象。目前我国已加入WTO，即使一些产品在国内市场达到饱和，还有国际市场加以调节。近两年的实践已说明了这个问题。

3.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在的投资较快增长并没有对目前经济和未来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在国家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企业和政府在追求投资效益方面不断进步，有效益的投资越多越好，没有必要对投资的较快增长过于担忧。

实际上，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最好时期，经济发展能快就快，没有必要给自己设限。

三我国的投资率是否“过高”

关于我国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一直是经济界关注的问题。虽然许多经济学者为提高我国的消费率提出了许多建议，政府部门也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控制投资，但从数字上看，我国的投资率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一直是比较高，而消费率则比较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消费率下降的阶段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被用于消费，没有过多的剩余可用于建设，消费-投资比率中的消费必然占有极高的比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向工业化转变的时候，一方面投资能力会随着社会储蓄的增多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而上升，另一方面为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对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导致投资规模不断快速增长，消费-投资比率中的投资比率会不断增加；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的时候，投资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政府和民众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投资率就会从停止上升到逐步下降，最后保持在满足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经济低增长的水平，消费-投资比率也相对稳定在消费率较高的程度。

因此，一个国家在向工业化发展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普遍存在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现象。如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连续6年GDP平均增长10.2%之后，最低消费率出现在1988年，达到60.6%；日本在1961~1970年GDP连续10年的高增长(算术平均增长率10.47%)之后，消费率在1970年降至59.7%，是近50年间的最低点。

我国目前处于向工业化转变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和生产能力快速增长，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发展阶段，投资增长必然快于消费增长。从数学的角度看，近几年投资每年都以高于消费十几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消费占GDP的比例必然要随着投资的快速增长而逐年下降。

2.我国的统计不能准确反映消费和投资的比率

虽然在目前我国处于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阶段，从比率数据上看，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率明显偏高。但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状况、分配状况、消费的传统习惯、历史和文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国与国之间的消费-储蓄比例必然是不同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可直接对比的，特别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可比性更差。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统计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投资的实际数量统计偏高。《中国统计年鉴（2006）》对投资率的计算是，2005年按支出法统计的GDP为186700.9亿元，资本形成总额为77464.4亿元，两者相除，得到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为41.5%；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88773.6亿元，就是说有11309.2亿元投资没有算入投资率，主要是土地购置和搬迁等不应计算在固定资产之中的投资，占总投资的12.8%。而实际上还有许多费用不应该算入固定资产投资之中，或者说从投资中流失了，但仍然计入投资。其中，腐败的因素占据主要的位置。如《建筑时报》2006年4月24日刊登的特约记者杨光的文章《揭秘建筑业商业贿赂》中指出：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一般而言，发包方的回扣为工程总金额的3%~5％”。我国近几年处理的贪官之中，大部分都是在工程委托之中索贿和受贿，成克杰、李嘉廷、慕绥新、马向东以及十几个交通厅局长的落马都是因为拿了工程建设的钱，北京的毕玉玺在五环路建设中拿的“茶水钱”就达6000多万元，除了厅局长，还有处长、科长、直接的办事人员，所拿的数量不会比厅局长少。国家早就规定不准层层转包，但在许多工程中仍然层层转包，有的工程甚至转包4~5次，许多由特级或一级施工企业承包的工程，在工地上施工的是没有任何资质的农村包工队。每转一次，就被扣掉8％~15％的管理费，最后到施工现场的工程费往往不到计划的50%。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计划每公里造价4200万元的高速公路，实际到位的工程款只有每公里18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工程，只能是降低工程质量和拖欠工人工资。另外还有在设计中虚设项目和虚报采购价格，重复计算工作量等等。前些年北京军区对建设项目进行审查，在总额8亿多元的建设费用中，查出施工单位虚报的工程结算达1.3亿元，占施工费用的15%左右；湖北省审计部门审计总额56亿元的施工费用中，发现7.46亿元的虚报，占施工费用的13%左右。这些从工程中流出去的资金都被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但实际上是进入个人的腰包。这些流失主要发生在国有投资中，估计达工程计划投资的30%或者更多，占全社会投资的15%以上。

在投资所需要的三大材料中，水泥的需求最能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情况，我国2004年投资比上年增长26.8%，水泥产量仅增长12.1%；2005年投资比上年增长26.0%，水泥产量增长10.6%；说明我国投资的实物量消耗增长还不到投资货币量的一半。

（2）消费的数量统计偏低。国家统计局2005年对2004年的GDP举行普查，增加的2.3万亿中有2.1万亿是服务业的产值，而服务业主要是用于消费。即使如此，我国还有一些难以统计的消费没有计入，例如城市及其郊区居民出租房屋是租房者的消费，有许多是私下进行没有通过房屋租赁公司，是没办法统计的。另外，据建设部的统计，我国2005年居民购房支出达1.42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居民自己居住，属于住房消费，大于住宅建设投资的数量。这笔费用既没有计入投资，也没有计入消费，但这是居民收入的重要支出。另外还有居民在教育等方面的额外支出也难以进入消费统计的数据之中。

（3）价格产生的偏差。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研究员在2006年《投资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论文《我国投资率国际水平剖析》中指出：用国际的物价结构来衡量，目前我国消费品价格相对于投资品价格明显偏低，消费品价格大约低50%，如果按国际水平调高消费品价格，我国的GDP总量和消费率都将大幅度提高。经过粗略的推算，他认为2004年我国的投资率可能只有27%左右。虽然估算的方法和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但我们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国的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低很多，但很多投资品，如钢材和一些生产设备的价格基本上与国际价格持平，这是导致我国的投资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因素之一。当然，正如刘慧勇所说，如果要比较精确的计算，需要大量的工作，而且有许多不可比因素。但这种以定性为主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的结论是需要商榷的。

3.正确看待消费和投资的比率

近几年我国的消费总量每年以超过GDP增长2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是相当快的。说明我国在消费供给方面具有强大的实力，能够满足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需要。如前所述，消费率下降是由于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所造成的，只是相对的下降。目前每年居民储蓄增长的数量都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规模，而居民储蓄是消费的剩余，完全是自愿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他们的储蓄应该被用于投资，但实际上却有几万亿元积压在金融机构中，没有使用。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投资的快速增长，而消费由消费者自己决定，可以利用票证等行政办法限制其消费，却不能强迫他们去增加消费。从我国的现状看，在物质消费方面，除了住房还难以全面满足需求外，绝大多数的居民消费都不存在供应紧张的问题，而且许多消费品供大于求，在原材料价格等生产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仍然降价销售，消费自然不可能更快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养老等预期开支和缺少合适的消费热点而使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不能随收入同步增长。因此，可以说我国不是由于投资过多挤了消费，即使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增长，消费也不会以超过目前的速度增长。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主推动力，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和出口都要通过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满足其增长的需要。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在谈到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时，都认为消费占主导地位，但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所创造的产品和居民收入，消费几乎无从谈起。同时投资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统计局在1985年曾利用投入产出表推算出每100元固定资产投资中有40元以上转为个人收入，进入消费领域；2003年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的罗云毅研究员采用另一种方法，推算出100元的投资有58元转入消费领域。因此在投资资源供给充裕的前提下，投资越多，居民的收入越多，消费的潜力也越大。投资不但不会挤消费，而且会促进消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学者和政府没有必要每年都为投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而担忧，并花很大的精力作无用功，而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完善统计工作和制止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腐败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