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远：见证中国机械工业30年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老机械工业部大院，如今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办公场所。何光远，一位78岁的老人，过去3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对这30年历史的每一个节点瞬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30年中，改革开放的伟力反映在机械制造产业上，制度变迁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80年到1990年代的体制改革，为制造业的发展清除了制度性障碍，而国家对管理体制的放权，使得企业外部环境逐步宽松。30年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该行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

　　这位曾经带领着中国机械工业迎接改革与开放的机遇与荡涤的共和国部长，对于这30年的风雨路程，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体会与思考。“30年中，在机械制造行业，改革的初衷和设计没有问题，但在具体改革的操作上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何光远为《商务周刊》梳理这段历史时，从他记忆的脉络里，可以清楚感觉到制度变迁的力量，也能感觉到对改革具体操作上的艰难和局部缺乏科学性的感慨。“有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他说。

　　“何管理”

　　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管理”这个词仍然带有某种资本主义的色彩，不论是对于企业管理者还是企业职工来说，都对刚刚过去的10年心有余悸。

　　而对何光远来说，改革开放前后的命运更是与“管理”分不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光远已经是一汽公司锻造厂的厂长。1951年，何光远被派到前苏联学习金属压力加工专业，也就是现在行业内说的冲压锻造。建国初期，由于锻压专业人才的稀缺，学成回国后，被当时的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郭力留在了一汽。

　　在一汽锻造厂，何光远从技术员干起，到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分厂副厂长，1965年被提升为厂长。

　　在锻造厂，何光远有个绰号叫“何管理”。在前苏联学习期间，除了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他还非常关注工厂管理方面的经验，比如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的计件工资制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严格工艺流程管理。何光远把这些管理引进了锻造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却成了何光远的“罪证”，不久，何光远就被“造反派”打倒，关到地下室里，天天接受批斗，头上戴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铸造厂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最大，管理和生产混乱不堪，这也严重影响了整个一汽的汽车生产。回忆起这些，何光远唏嘘不已。

　　1973年，何光远被落实政策，被任命为铸造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他又受命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七零八落的铸造厂。到年底时，铸造厂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1977年离开一汽前，何光远担任一汽革委会副主任兼铸造厂革委会主任，在“何管理”的大力整顿下，铸造厂成为一汽的典型示范单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尤其是在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众多企业已经被折腾得“瘫痪”，非常需要像何光远这样有管理经验的干才去收拾一个个这样的“烂摊子”。1977年，何光远“临危受命”到长春拖拉机厂，拯救这家几乎崩溃的农机企业。

　　何光远清楚地记得，1977年的一个星期四，一个刚刚参加完“工业学大庆”现场会的领导学习团到一汽来参观。参观过程中，陪同的吉林省省委书记王恩茂问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长春拖拉机厂现在情况很不好，派系斗争非常严重，生产秩序混乱，能不能从部里派个领导过去整顿工作。周子健马上指着何光远说：“叫何光远去。”

　　长春拖拉机厂一直是仅次于洛阳拖拉机厂的全国第二大拖拉机生产企业。何光远回忆，他上任长拖革委会主任时，工人思想混乱，无心工作；油桶倒在地上没人管，油流得满地都是；拖拉机轮胎四处乱扔，长春南湖里满是作为救生圈用的轮胎，都是从工厂里偷出去的。

　　到长拖后，何光远开始抓整顿抓管理。为支持何光远的工作，省委书记王恩茂决定每周六到长拖劳动一天。为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原一汽标准件分厂厂长牛振海也被调来与何光远搭档，在一汽时，牛振海因为办事雷厉风行、敢抓敢管，人称“牛魔王”。在两人的一起努力下，通过半年整顿，生产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一年以后，长拖的生产和管理变得井井有条。“何管理”的绰号也由此被长拖员工叫开了。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两年，不仅是长拖员工对于企业变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经验后带来的积极变化感到兴奋，政府也希望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变成普遍的经验。何光远在长拖的第二年，就被调任长春市任常务副市长。但何光远还没有理清楚新岗位的工作头绪，就又升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自此走上领导整个行业抓改革、求发展的道路。

　　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于中国众多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期间虽几经反复，但总体趋势是政府逐步放权，企业逐步下放地方，企业自身拥有了更多的生产权、经营权和内部管理权。

　　而机械制造业1984年开始的企业改革，也成为国家整体经济改革中的“试验田”。当时的何光远是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84年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对机械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会议认为：现行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和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影响机械工业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并为整个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会议提出：工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从根本上解决条块分割问题，打破地区、部门界限。

　　在国务院各部委中，机械工业部也是最早对原有“条条”集中管理的体制进行改革的部委。部属62个企业和省属332个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于1985年5月下放地方，并允许各部门、各种所有制成分进入产业，打破行业壁垒，实行开放式行业管理。

　　何光远对记者回忆说：“最初的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企业为市场主体的改革目标上是没有问题的，从改革的成效上看，也确实刺激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但在操作上却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何光远认为，机械行业那些排头兵企业几乎一下子全部下放到地方，“当初没有细分改革步骤和目标，没有充分考虑到一部分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制造企业和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下放后对长远造成的负面影响”。

　　他举例说，比如一重、二重等大型基础装备企业，下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管理这样大型企业的经验和能力，而企业自己也难以一下子从传统体制下“蜕变”，遇到问题，仍只能去找政府，但有些问题地方政府根本没能力解决，而由于下放，机械工业部和省里也不再“喂奶”给企业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改革的成效并没有显现出来。中国机械全行业出现了普遍亏损。“现在回头看，当初的改革走得太快了。”何光远说，“政企分开和企业下放的方向是对的，但配套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跟上，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也还是个模糊的概念，‘一刀切’就把所有企业下放，肯定不合适。”

　　而改革的“一刀切”在基础装备工业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严重，以至于一直影响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今天，过去30年里，中国需要的重大基础装备和重大装备技术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果不是最近几年市场向好，中国装备企业的生存依然会是个大问题。但即使在今天，中国这个产业也没有出现能够与“西门子”、“通用电气”等有一争之力的世界级制造企业。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和对政府的依赖，可以说，市场经济机制已在机械工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后面的改革过程中依然带有‘自上而下’式的武断。”让何光远感到痛心的是，接下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同样“一刀切”色彩浓厚，“对关系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研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早在1986年，国家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减少对科研院所的财政划拨经费。19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了以科研院所转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希望彻底把科研院所推向市场。

　　1996年，何光远从部长的任上退休，但他注意到了三年以后的一次更关键的改革。1999年3月，机械工业、冶金、 煤炭、化工等10个由部降格为局的行业主管部门在划归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之后，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启动。按要求，10个行业局所辖的242个技术开发型科研院所，在2000年底前必须与政府脱钩，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转制。

　　改革似乎在一夜间完成，原先这些一直承担共性技术研究和行业标准制定的科研机构，转瞬间成为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但是改革的不良后果也很快显现出来。“这些科研院所以前承担了国家共性技术的研究和行业标准、技术规章的制定，改制后成为企业，这些科研机构没有动力进行共性技术研究了，他们更关心如何到市场上找饭吃。”何光远说，这些损失是长远的。

　　2006年“两会”前夕，242家转制行业科研院所的院士们联名上书国务院，信中建议国家尽快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专门研究行业发展中重大的、关键的共性技术，为应对国际巨头的竞争提供技术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工业技术研究院还停留在院士们的建议书上。

　　中国30年的改革，表现在政府管理层面上是多次机构变动。改革主线也以淡化行政色彩、加强宏观管理，从僵硬的行政管理实现市场化的行业管理为主。

　　30年里，中国机械工业管理体制也经历了数不清的变革，反反复复、分分合合，虽然每次都是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但期间又充满了随意性。

　　1980年年底，何光远从长春调任国家农业机械部任副部长。当时农业机械部除了负责农业机械的制造外，农业机械化和农机使用管理也归口该部，另外内燃机制造也属于农机部职权范围。当时除农业机械外，还有从一机部到八机部的8个部级管理部门，分别管理民用机械、核工业、航空、电子工业、兵器、造船、航空和战术导弹工业。在这些部门之上，国务院还专门有一个机械工业委员会，总体指导全国机械工业领域，薄一波任机械委主任。

　　1982年2月，国务院开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按改革方案，国务院决定在农机部与一机部合并的基础上，吸收成套总局和仪表总局，成立机械工业部，撤销国务院机械委。机构合并前，一机部部长是饶斌，农机部部长是杨立功。

　　何光远回忆，为了机构合并，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饶斌任组长，副组长是杨立功，成员有何光远、一机部副部长杨铿和仪表总局的曹维廉，后来成套总局也要整合进来，成员又增加了杨一木。

　　机构合并后，正在研究干部配备时，中央突然决定，调周建南到机械部任部长。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调任机械部部长之前是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饶斌则被改调筹备中国汽车总公司。

　　合并后的机械工业部运转了4年，1986年，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已经退休，国务院没有任命新的部长，而是由何光远暂时主持机械工业部的日常工作。当时，国家为了打破军民、部门和地区的界限，提出了全面落实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并决定把全国民用机械体系和兵器工业体系统一组织起来，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

　　一天，何光远在大连出差，突然接到来自国务院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让何光远马上赶回北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有要事找他宣布。接到同样通知的还有时任兵器工业部部长邹家华。何光远回京的当天下午，赵紫阳向他们宣布，撤销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两家合并。

　　何光远和邹家华都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人事先知会过合并的事情。惊讶之余，就商量新机构叫什么名字，与会者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叫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都不合适，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参加会议的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建议说：“老机械委已被撤销，不如就叫机械委吧。”

　　机械委成立后，邹家华任主任、党组书记，何光远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由于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原因，政府机构不久又呈膨胀趋势。1988年，国务院决定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机械委与电子工业部合并，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但据何光远回忆，机械电子工业部成立不久，兵器中国工业总公司就宣布成立，实行计划单列，虽然仍由机械电子部实行行业管理，但宣告了1986年机械工业与兵器工业合并的结束。

　　今天，机构变革中的分分合合仍然留下了可以追寻的痕迹：在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的大门上，一边挂的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牌子，另一边挂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牌子，双方成了最紧密的邻居。

　　兵器工业总公司单列后，也触动了电子工业部门。原电子工业部的老部长们认为，既然兵器工业可以单列，那么电子工业也要计划单列，搞个电子工业总公司。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成立，也实行计划单列，原机电部副部长张学东出任总经理。

　　中国工业管理体制又被折腾了一次，此时何光远已经出任机电部部长，曾培炎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89年，电子工业部的一些元老给中央写信，提出“电子工业是朝阳工业，机械制造业是夕阳工业，这两家不能放在一起”。199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机械电子工业部被撤销，分别组建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何光远仍任机械工业部部长。

　　1996年2月，何光远卸任机械工业部部长，退休二线。

　　此后，1998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确立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目标，决定将部分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组为国家局。机械工业部被撤销，组建机械工业局，与其他9个局一起归口在国家经贸委之下。

　　这一改革被认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政企分开的重大步骤，10个国家局也被明确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机构存在，当时确定的过渡期为三年。

　　三年后的2001年2月，10个国家局中的9个宣布撤销，其中就包括机械工业局。一个月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挂牌。在经历了多年的分分合合后，中国机械工业终于摆脱了传统的专业经济部门行政职能。

　　但机构改革如此频繁也造成人才流动性过大，影响了行业政策和行业发展的稳定性。“有时机构合并工作还没做完，干部分流还没结束，新机构马上就又要分开了。”何光远回忆说，从1982年开始算起，机械部在部一级的分分合合就有8次之多。机械系统内部一直流传着一句笑话，“话说机械部大事，分了就合，合了就分”。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何光远最担心的仍是这个问题: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确定自己的准确角色，避免机构变化和政策变化的随意性。“这对于今天我们重提机械产业升级，尤其是高技术装备产业的振兴，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他说。

　　“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说是唯一的话)，就像革命曾经定义了整个生活。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但是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馅饼”，而且更想要“心理学馅饼”，可能还想要“政治学馅饼”。总之，人们想要的馅饼不止一张

　　□ 文赵汀阳

　　近年来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经验或者奇迹之类。中国式的变革总是比较难以分析的，因为中国式思维总是强调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出奇制胜，原则性不强，因此总有一种无法概括的复杂性，难怪人们爱说“挂一漏万”。我也肯定挂一漏万了。不过我可能不太同意夸大当前危机的某些表述，好像过去的问题没有现在严重。

　　事实上，改革前的问题当然严重得多。当时全国整体的贫困已经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难以忍受的地步。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关于1972年中国的纪录片《中国》虽然是我很熟悉的景象，但现在看来还是很感慨，而安东尼奥尼是左派，拍的都还是当时相对比较露脸的景象。

　　有人会说，改革前的社会风气好，道德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那时社会更好，而是因为那时整体过于贫困，如老子所说，“无可争，所以不争”。物质过于贫困会使理想破灭，没有什么精神能够拯救饥饿的肉体。穷怕了，饿坏了，这是中国改革获得如此迅速成功的一个重要动力，它使人们在获得发展的机会时爆发出难以置信的能量。

　　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成功恐怕与中国式的“群众运动”这一中国现代新传统有关。中国式群众运动源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人民战争观念。毛泽东以实践证明，人民一旦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无穷而且战无不胜，因此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把人们想疯了的财富定义为人民的合法追求目标，政府给政策、给条件、给机会，于是财富以及财富所能够实现的“幸福生活”(其实是奢华生活)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甘泉，而不再是远在天边的海市蜃楼。先行者的成功是最好的鼓舞，人们只模仿成功者，无数人立即模仿，最终形成改革的洪流，就像当年的革命洪流一样势不可挡，温州人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中国成功的一个缩影。

　　“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说是唯一的话)，就像革命曾经定义了整个生活。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群众运动所以总是成功的，是在于国家、政府和人民碰巧有着一致的理想和意志，因而能量无穷。不过群众运动的成果不见得使群众普遍受惠，当许多人并没有从革命中受益，革命就被怀疑了；当许多人没有从财富运动中受益，矛盾也就出现了。

　　改革成功会带来新的问题，所谓大有大的难处。馅饼当然越大越好，人人不同程度地受益，但问题在于，帕累托改进对于经济学也许够了，但对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就不够了。馅饼大了，人人都多得了一些，可是部分人多得了太多，完全不成比例，社会怨恨就无法避免。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馅饼”，而且更想要“心理学馅饼”，可能还想要“政治学馅饼”，如此等等。总之，人们想要的馅饼不止一张。

　　人们最怨恨的是“不公”而非“不均”。在私有制条件下，贫富悬殊虽然不是值得鼓励的，但也是正常和常见的，所造成的社会怨恨并不深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人们不仅想要富起来，而且想要比别人更富，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富裕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时尚，“比别人更富”意味着各种方面的成功，远远不仅是物质的成功。因此，人民中有许多人其实喜欢贫富悬殊，假如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话。

　　尽管许多人批评贫富悬殊，但更多的人真正怨恨的可能是分配不公。官僚与资本的共谋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使财富与勤劳、智慧这些传统美德关系不大，而更多来自权力和剥削，这才是“贫富问题”的要害。扶贫是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努力，但恐怕不是解决贫富问题的根本答案，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正确规定权力与财富的关系，就难以解决贫富问题。

　　引导中国改革成功的“新群众运动”，发展到了瓜分成果的时候就终结了，运动是人人的，成果不可能是人人的。当社会的改革动力有了疑问，出现了政治危机，就需要新的解决方式。一种是创造一个新目标和新的群众运动，例如，毛泽东天才地发现在政治革命之后还需要“继续革命”以重新唤起社会动力，他创造了“文化大革命”。不过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其原因之一在于，否定传统之后人们发现并没有得到什么，仅仅是失去了什么。文化成就是需要长期积累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文化总是表现为传统。柏克当年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过分摧毁。邓小平为新群众运动找到了合适的目标，所以成功了。问题是，人们会想，下一步呢？什么是我们接下来感兴趣的事情？什么是我们的新目标？按照流行语，人们想要“深化改革”，这太含糊，问题是具体的理想和诱惑。

　　社会的目标和理想是需要被创造的，绝非本来就有的。这是现代与古代的一个区别。古代社会的标准是“周礼”、“大同”这样的传统，传统定义了目标和理想，不需要改变，人们根据传统就知道想要什么。而现代性则是反传统，因此不断需要创造所谓“更新更好”的东西，否则就很失败，这是一种人人很累的压力。在现代没有人真正知道想要什么，人们不断欺骗自己说生活还需要更多东西，不断进行各种革命，主要还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各种被制造出来的群体要求各种莫名其妙的权利，人们要求的各种权利已经超出世界的支付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解决政治问题的另一个方式是建立民主制度。民主不是一个理想，而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手段，因为民主既不能定义什么是好的，也不能保证好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民主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与由天才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同，民主能够合法地(尽管未必合理)解决在意见分歧、众口难调条件下的公共选择特别是政治选择问题。不管民主选择的结果是好的坏的，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承担政治责任，所以是“合法的”，即使集体犯傻也是“合法的”。

　　至于民主是否能够实现人民当家，就比较可疑了。从欧美经验来看，资本巨子、政客和豪强总有实力和成功的谋略去支配国家和民主。从政治风险上看，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地排除革命的危险，但却增大了国家分裂的危险。各种制度各有长短，因此制度改革需要根据严肃的学理分析，事实上，人们目前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概念，远没有达到可能的最优理解，仍然有着很大的创新发展的余地。如果把西方目前定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看成已经是完美的，这种思想上的偷懒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实践。

　　从中国的周公或者西方的柏拉图开始，理论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最好的”制度，至今仍然没有成功。人类政治经验越丰富，人们就越希望有一种制度能够兼备各种优点，因而问题就越复杂。中国人向来特别喜欢复杂搭配的思维，或许将来能够在制度创新上有所贡献也未可知。

　　虽然人们还不知道最好的制度是什么，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一种公正的法治和一种能够解释和促进幸福的价值观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法治比民主更重要，这是明显的，没有法治就没有基本秩序。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引向幸福的价值观，即使有了良好的制度，也很难对付得了茫然、失望、不安和自私的人们。

　　历史是知识和思想创造的，价值观是社会的底牌。周公是个千年一遇的政治天才，周王得天下之后，周公就创制礼乐，这就直达政治本质。换成今天的话语，礼相当于制度，乐相当于精神生活，礼乐一起表达了价值观。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周时礼乐所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意识，但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却一直有效，而且一直是根本问题。

　　对于当下中国，价值观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从本质上说，价值观不是一个宣传问题，宣传虽然能够传播价值观，却无法保证一种价值观是有效的。要让一种价值观真实生效，它就必须在实践上具有明显的可模仿性，即人们模仿了一种事情并且获得好处，这种事情就表达了真正的价值。比如说，假如贪污和欺骗、低俗作品和贱卖的学术更能够获利，那么说出大天，人们也不会去模仿更好的行为。价值观最后不是依靠宣传，而是根据支付而成立的。

　　至于中国崛起或者复兴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更是挑战。即使要真正说服一个普通西方人使他相信中国是和平主义的，也似乎很难。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确实知道中国是和平主义的，因为中国文化是和平主义的。西方思维是竞争主义的，西方对“他者”根深蒂固的紧张和警惕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基本世界关系想象——既然上帝有魔鬼作为敌人，那么信徒就有异教徒作为敌人，尤其是与敌人斗争是神圣使命，于是，敌人意识变成了西方人固定思维模式和生活意义。

　　正如卡尔·施米特后来的著名概括“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而且他相信，失去敌人之后的后政治生活是缺乏意义的无聊生活。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寻找敌人是重要的生活方式，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否则无事可做。因此，冷战后西方继续寻找敌人就不足为奇了，世界上各种比较显眼的存在都被理解为敌人或者候选敌人。中国也是一个足够显眼的存在，当然也就被西方严重关注。尽管中国仅仅是初步强大，非常初步的强大，就已经卷入世界游戏，而这个游戏又是西方意识所严重影响的游戏，中国的困难可想而知。中国将得到什么位置，游戏变量太多，恐怕难以预测。

　　但有个小故事值得一提。艾克斯罗德为研究博弈问题而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类似一个大型电脑游戏，他请政治家、博弈论者、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等许多“特别狡猾的人”设计了各种斗争方案，然后在电脑里进行了大型循环赛，结果最后胜出的是一个叫做TFT的善意方案，其策略是：第一轮出牌是与人合作，第二轮以后的出牌完全模仿对方上一轮出牌，如果对方恶意敌对，则坚决回击。这个最好策略似乎意味着，最成功的人或者国家必须是善意的但同时必须是强有力的。就是说，坏人终将失败，但软弱的好人也必定失败，只有又好又强的人才能胜出。

　　这个TFT策略的精神实质很像毛主席的国际策略，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